文学习性、情感政治与两种“读者”的互动

  伤痕文学历来被赋予起源性的意义。它不但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兴起，也指涉着改革政治的生成。已有众多研究从伤痕文学与改革政治的关系着手，本文也想沿此出发，尝试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基本政治机制来理解伤痕文学的发生。在文学与政治高度统合的历史条件下，使得改革政治生成的政治机制，的确同时也是使得伤痕文学发生的政治机制。

  众多研究已经指出，从延安时期直到改革初期，文学与政治的统合关系，是与大众动员、群众参与的政党政治紧密关联的，其关键特征之一是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循环往复的互动，这种党群互动关系的理想形式体现在“群众路线”这一经典表述之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在文学领域，党群互动大多数表现为个体性、群众性的文学实践与党的文学部门始终处于循环往复的互动过程之中，在其中党的文学部门基于特定政治目标或政治价值，不断地发动、组织、领导作家群体和读者群众的文学参与，又使这种文学参与从始至终保持在党及其意识形态部门所设置的政治议程之内。文学领域的党群互动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很多类型的文学运动，例如新民歌运动，改革初期的新时期文学或许亦可理解为一场新型的文学运动。[2]

  然而，这种循环往复的党群互动在文学实践中需要什么样的具体条件，呈现出什么样的具体运作过程，这一过程又如何具体地反作用于政治领域，这样一些问题依然值得继续追索。事实上，伤痕文学的发生是文学领域的党群互动的一个微观案例，经由对此案例的细察，我们大家可以深入探究文学领域中的党群互动的具体运作条件、具体运作过程及其对政治领域的反作用。由此出发，这种探究有助于我们继续理解新时期文学的兴起机制及其运作过程，也能为我们反过来从文学的方面出发理解改革政治的兴起及其复杂性，提供具体的立足点。为了更加聚焦，我们以标志着伤痕文学发生的《班主任》和《伤痕》作为考察对象。

  在把握《班主任》和《伤痕》出世的历史细节时，一个值得凸显的方面，是刘心武和卢新华本人的创作心态以及由此展现出的主体性状态。或许应当说，正是刘心武和卢新华得以创作出既是伤痕文学也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的那个主体性条件，才构成我们要追索的关键。

  “文革”前，刘心武是北京中学语文老师，已发表作品约70篇。经由时代的政治教育和文学教育，刘心武早已经深谙文学与政治的辩证法，也洞察文学与政治的血肉联系所带来的机遇和危险。例如，“文革”前期，刘心武受到冲击，于是他明智地蛰伏起来，1972年以后，正常的文学生产逐渐恢复，刘心武也因时而动，开始“重新搞文学”，并且“从原来见过报的‘熟人’来找线索”，而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刘心武也“一度按照当时的‘第五种文学’的标准来考虑作品，比如说‘三突出’的原则，我要发表，所以也是努力去学习的”。[3]果然，1974年，他成功被借调，离职写作。为了真正调离中学，刘心武“为当时恢复出版业务的机构提供合乎当时要求的文稿，发表过若干短篇小说，一部儿童文学中篇作品，一部电影文学作品”[4]。作为对他紧跟政治要求写作的奖励，1976年刘心武如愿正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后复名为“北京出版社”），成为专业文艺编辑。

  在时代，刘心武这样的文学实践者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文学主体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5]，或“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每当阶级斗争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就可以在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它的征兆”[6]。总之，时代典型的文学主体自然而然地将文学实践理解为政治实践，文学实践总是紧密地因应着政治形势的变动。这一点即使在“文革”结束后的1970年代末也并没有显著改变，正如《班主任》的责任编辑崔道怡所回忆的：“文学与政治密不可分，在人们的意识中，文学几乎等同于政治，人们要从文学作品思想的倾向感悟政治的风向。”[7]正因为如此，即使“文革”造就了集体性的精神和情感郁积，但一如时代一样，如何将之表达发抒出来仍然既是一个文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对此，1977年的刘心武深谙于心。由于从中学调入了出版社，他甚至感到自己比一般人更具有政治-文学敏感性，因为出版社“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得多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8]。问题就在于，这种政治-文学敏感如何具象化到文本之中呢？

  让我们重回刘心武创作《班主任》的具体语境。1977年7月，复出抓科学教育工作，从该年7月到9月有三次讲话提出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和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等观点。[9]涂光群曾回忆，《人民文学》闻风而动，想通过文学，“反映科学、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以便多少尽一点文学推动生活的责任”，于是就向刘心武约稿，后者就拿来了《班主任》。[10]但事实上，《班主任》是刘心武自己主动创作、主动投稿，并有1977年9月的投稿信为证：

  春天我写的那篇《光荣》未能改好，其实是因为我写的是工人而我却并不熟悉工人。这回寄上我上月写成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写的是我所熟悉的生活和我所熟悉的人物。不知这个短篇您们读后作何感想。也许仍然不好。但，我写它时，自己是颇激动的。我希望这篇小说能使读者感奋起来。[11]

  按照崔道怡的回忆，《光荣》的写作系崔道怡1977年春天向刘心武的约稿，因为写的不理想，崔退稿了。[12]这个细节至为关键。从写工厂和工人的《光荣》到写学校和知识分子的《班主任》，为何会发生这个重大转变呢？照道理，《光荣》在当时应当是更加政治正确的题材。为了理解这一点，恐怕要回过头去审视涂光群的回忆。即使涂光群的回忆有误，但是的复出及三次重要讲话对实事求是、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肯定，无疑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事实上，《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确很快行动，邀请了徐迟创作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13]对于身处北京人民出版社、作为专职文艺编辑而又政治敏感的刘心武来说，他也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政治动向。刘心武放弃当时看起来更政治正确的工人题材而拾起曾经危险重重的知识分子题材，定然是他捕捉到了这一巨大的政治变动，才有足够的勇气赌一把。[14]毕竟，彼时的意识形态语境依然并不明朗。

  如果说《班主任》的创作有赖于刘心武积极地因应政治变动的话，那么《伤痕》的创作也同样如此。纯粹作为业余作者的卢新华，1978年时只是刚刚入学的大学新生，创作《伤痕》前只发表过一点诗歌，上大学后才起步学习作小说。距《伤痕》1978年8月发表在《文汇报》仅月余后，卢新华在创作谈和答复读者的信中坦白了创作动机。卢新华提到，在创作《伤痕》之前，他曾尝试创作过相似主题的小说：

  我感到只有对“”恨得切齿，我们才会对、党中央爱得深挚。有了这种想法以后，我就一直在考虑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反映和表达出我的这种思想。所以，入学以后，我参加了我们同学自发组织的小说组的活动，学起作小说来。在以上思想的指导下，入学后，我试写过第一篇以暴露批判“”为题材的小说，但由于受真人真事的影响和限制，有些放不开手写，而主题思想也挖掘得不深，终究是把它搁下了。[15]

  《伤痕》是卢新华抱着相似目的的第二次尝试，其目的依然是“通过活生生的生活画面更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万恶的‘’对我们社会犯下的滔天罪行”，并且强调“主题思想的形成并不是别人从外部强加给我的，而是我自己通过对真实的生活的体验、观察总结得来的”。[16]从这一创作脉络出发，不难发现卢新华创作《伤痕》无疑是自觉地回应政治的产物。

  在当时的氛围里，卢新华自我辩护性地将他的创作动机归之于“政治正确”。然而，“政治正确”并不代表卢新华在说谎。作为一名大学生和文学爱好者，卢新华即使不如刘心武敏感，也依然明白文学与政治的辩证法。在彼时的具体语境中，他揭露“”造成的“伤痕”也的确是理所当然；因为，早在1976年10月25日，“两报一刊”就发表题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社论，号召“彻底揭露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深入批判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全国范围的揭批“”运动从此开启。[17]到1978年，“揭批查”运动依然如火如荼，而“抓纲治国”的“纲”就是“紧紧抓住揭批‘’这个纲”[18]，只是这一运动局限于政治的和社会的批判，而《伤痕》恰恰顺承着这一政治风向，进一步深入情感、心灵的层面来揭批“”。总之，《伤痕》的写作，如果脱离开对“抓纲治国”、揭批查“”运动的政治动向的把握，也是不可能的。

  问题在于从什么意义上去理解刘心武创作《班主任》和卢新华创作《伤痕》的文学实践。已经有人指出，无论是《班主任》还是《伤痕》，它们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性作品，其创造性中包含了很深的旧痕迹，这些旧痕迹——包括叙事程式、人物塑造乃至语言表达——都有因循1940—1970年代的文学传统的显著特点。事实上，更重要的是刘心武和卢新华作为文学实践者的主体性状态的旧痕迹。刘心武和卢新华都敏感于政治的变动，并自然而然地尝试将这种政治的变动直接地具象化为文学形式，在因应这种变动的过程中又自觉不自觉地注入能动性。这种文学实践的状态在1940—1970年代是习以为常的。

  让我们挪用布尔迪厄的“习性”（habitus）来对1940—1970年代的作家的典型的主体性状态进行描述。对于布尔迪厄来说，“习性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体性”，“习性作为历史的产物，是性情的开放系统”。[19]也就是说，习性是一种内化了社会性且具有深刻的历史性的主体性，它铭写在个体的身心之中，化为个体的整个的性情。“习性”的概念对于理解此时期的作家的主体性状态，具有借鉴意义。凭借它，我们大家可以深入分析作家的主观性的身心感知及其表达，将作家个体的身心状态与其文学实践有效地关联起来，同时避免社会主义政治、文学体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的简单化理解，从而开启更复杂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多重关系的可能。

  可以说，从延安时期直到改革初期，党群互动条件下的文学体制与作家的频繁互动，培育出了作家的典型的文学习性。这种文学习性表现为作家对政治的高度敏感性，表现为自觉地将自身视为一种中介，一种将政治的变动及时、直接地具象化为文学形式的中介，一种使政治具体化并获得感性的实践方式的中介。然而，作家是能动地扮演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转换中介的，他体验和察觉政治的变动并产生自身的回应，这种回应体现在人物塑造、故事情节乃至语言风格上，因而这种回应又是复杂的变形和探索的过程，有时没办法避免地产生难以预知的政治后果，从而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政治的风向。就此而言，这种文学习性又包含着创造性。在这一意义上，文学作为一种技艺，是政治实践的技艺，文学主体也是政治主体，在实践政治的同时，也代表着创造政治，在因应政治的同时，也在推动政治的变动。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作家的文学习性不断地生成和再生成，并经由这种文学习性生成文学创作、形成清晰的文学风格，例如“对‘主题’‘题材’的迷恋，对‘思想立场’的敏感，对文学作品重大的‘社会意义’的追求与固执坚守”[20]。

  就这种文学习性所生成的历史条件而言，它高度依赖党群互动在文学生产之中的持续运作。可以说，文学习性的生成、表现、修复、巩固和再生成的过程，正是循环往复的党群互动在主体性层面的具体运作过程。从这一角度来说，这种文学习性具有深刻的历史性，一旦文学领域中的党群互动转变为科层化的治理关系，或者文学生产走向市场化，这种文学习性也就会逐渐消失。

  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文学习性会因作家个人而不一样。一方面的典型是丁玲。自延安整风后，丁玲逐渐领悟并习得了一整套革命话语，养成了革命作家的文学习性，此后便始终不渝地参与塑造、维系和巩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直接性，始终不渝地追求将自我改造为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中介。直到晚年，丁玲依然坚持认为“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21]。另一方面的典型或许当以李准为例。多年对政治变动的高度敏感和在文学-政治关系之间的反复直接转换，使他具有某一些程度的投机性。据王蒙回忆，李准也亲口告诉旁人：“‘’倒的时候我还压在县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口袋里装着两篇小说来到了北京探听情况，一篇是批‘走资派’的，一篇是批极左的……你不管怎么变，你难不住咱们！”[22]

  大部分的作家也许介于这两方面之间，其文学习性既不那么根深蒂固、也不那么灵活多变，刘心武和卢新华正是这样的文学实践者。他们既自然而然地敏感于政治的变动并自觉地以文学的形式去能动地因应，却也深知，在政治与文学的统合关系中依然留有不小的空间。刘心武便回忆，1973年，出版社编辑“鼓励我写一些现在能发表的东西，不能完全照上面那样；打个比方，好像高等数学微积分，给你一个区间求一个最大值。我就接受了这种意见”[23]。而顺承而来的《班主任》和《伤痕》的写作也的确是以文学因应政治、实践政治的产物，但与此同时，如何因应政治、实践政治，从什么样的路径去因应和实践、以至发现新的政治的可能，这仍然是创造性的，并且一旦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引发广泛的反响，文学就反过来成为推动政治变动的一个因素。

  《班主任》和《伤痕》的出现及其巨大反响正是这样一个推动改革政治兴起的能动的因素。然而，使得伤痕文学诞生也即新时期文学诞生的作家的主体性状态——这种对政治变动高度敏感、深谙文学-政治的直接转换关系并自觉主动地扮演这一转换关系的中介的文学习性，则依然是时代的产物。如果说伤痕文学创造性地开启了新时期文学，那么这种创造性也根源于这种文学习性的生成性，如果说伤痕文学因循旧物，那么这种因循同样根源于这种文学习性的历史性。[24]然而，正是在这种文学习性所内在的历史性与生成性的交叉地带，新时期文学得以诞生。

  文学创作者的这种文学习性，是文学领域中的党群互动的历史产物，在改革初期，又反过来构成了“拨乱反正”的文学生产中的党群互动得以重新恢复和继续运作的前提，也是新时期文学得以兴起的主体性前提。如果不是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的文学习性，我们就很难想象刘心武、卢新华这样的文学创作者会如此积极主动地介入文学场域和政治场域，能动地与文学体制、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展开互动，我们也很难想象，致力于开辟改革新政治的新时期文学何以能够迅速地调动起文学创作者的群众性参与，从而得以短时间之内兴起且“空前繁荣”[25]。

  一个常见的比较是，伤痕文学与苏联的“解冻文学”具有类似性。例如洪子诚便提到，《班主任》和《伤痕》“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征象：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启蒙观念和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提出等”[26]。事实上，伤痕文学初起时，就有人写匿名信给“‘有关部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27]。然而，甚少被拿来比较的是，“解冻文学”在苏联经历了两个阶段，1953年至1957年是第一个阶段，而第二阶段则从1957年直到1966年左右才真正结束，前后经历了十余年。[28]但伤痕文学自1977年由《班主任》肇始以后，1979年就被《乔厂长上任记》所开启的改革文学所中和，此后改革文学与伤痕-反思文学处在交织并进的关系之中，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颁布后，伤痕文学实际上已经让位于改革文学。相比于“解冻文学”在苏联的历史，伤痕文学显得很短暂。两者命运为何不同？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我们或许可以从“伤痕”情感获得发抒、共情和升华的过程来初步把握。

  《班主任》《伤痕》的编发和反响都伴随着眼泪，强烈的情感性构成了伤痕文学最显著的特征。然而，仔细追索这一过程，不难发现这种“伤痕”情感既是自发生成的，也是一个政治过程的产物。

  1977年9月，崔道怡收到刘心武来稿，“马上就看《班主任》，当即被它感动了”，“竟不禁眼热鼻酸。好久好久没看到这样的小说了”，便不顾违反正常编辑程序，立即回信，给予肯定。但没有料到，提交终审时，副主编却不敢拍板，理由应是怕“写太尖锐了，属于暴露文学”。[29]于是小说提交给时任主编的张光年。不久，张光年召集编辑部讨论这篇小说。张光年毫无疑问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待这篇小说的：“题材抓得好，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抓到了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如果处理得更尖锐，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以文学促进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并指示可以涉及路线问题，将批判“”的政治目标更清晰地嵌入小说。为实现这些目标，张光年对小说的修改意见甚至具体到了人物行为动机的细化和叙事手法的选择问题。[30]张光年的指示至关重要，正是有他的支持，编辑部才敢把刘心武请来一同修改小说，并于1977年第11期头条位置刊发。

  张光年作为党的文艺部门的领导，对于使文学承担和行使政治功能，负有直接使命。张光年正是基于自身对“文革”的认识，对改革形势的判断，对于“新时期”需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的理解，鼎力推出了《班主任》。张光年事实上与刘心武一致，他明确地把握到，“”的垮台和复出抓科技、教育战线，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变动，因此，张光年才敏锐地从《班主任》中看到了小说对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和批判“”这两个政治任务的表达。这就好比是政治密码在文学形式中的编码和解码。刘心武有意识地通过对旧有题材等级的颠倒（从重大题材的工业题材转向教育）和形象谱系的变更（从工人到知识分子），从而将新的政治变动符码化，但这种符码化依然是基于原有的符码系统而展开的，正如刘心武后来回忆所说：“开始的作品如《班主任》思想虽锐利，使用的符码系统却是旧的公用的政治性很强的符码系统。”[31]而题材等级和形象谱系这一整套文学成规，本来就是张光年这样的文艺领导所设定和维护的，因此他也能迅速把握到这种颠倒和变更背后的政治指向，从而毫无障碍地将深嵌其中的政治性读解出来，甚至能够从文艺领导的角度，反过来要求作者刘心武将这种政治性更加深入和明晰地符码化／文学化。这个循环推进的过程，是作家和文艺领导的互动，是作家和党的文学部门的互动，是文学和政治始终处在一个总体性构造中的内在互动。正是通过这种互动，“伤痕”得以初步成形。

  如果说《班主任》照亮了教育领域和少年一代的“伤痕”，使“伤痕”成形／成文，那么《伤痕》则照亮了家庭领域和青年一代的“伤痕”，使“伤痕”成形／成文。事实上，《伤痕》的故事并不是卢新华自己的经历，然而，正是这篇虚构的小说，既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读者。据卢新华回忆，动笔之前，他受鲁迅的启蒙思想影响，《祝福》中“封建礼教吃祥林嫂”刺激卢新华想到“”造成的“最深重的破坏，其实主要是给每个人的精神和心灵都留下了难以抚慰的伤痕”[32]。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所谓启蒙是“心的启蒙”这一观念，引领卢新华穿越革命话语和政治运动对人的阶级身份的偏重，直接深入主体性的内在层面，从而发现了“伤痕”。当卢新华“流着泪写完”并刊登到学校墙报上后，迅速引发反响：

  寝室门外一片嘈杂的人声，打开门走出去，但见门外的走廊上围满了人，正争相阅读着新贴出的墙报头条位置的一篇文章，大多是女生，不少人还在流泪。我忙探过头去，终于认出那稿纸上我的笔迹……自此以后直到《伤痕》正式发表，这墙报前，便一直攒动着翘首阅读的人头，先是中文系的学生，继而扩展到新闻系、外文系以至全校，而众人面对着一篇墙报稿伤心流泪的场景，也成了复旦校园的一大奇观。难怪后来有人夸张地说：当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能成为一条河。[33]

  小说沿着社会网络爆发式地迅速传播开来，并很快受到《文汇报》记者钟锡知的关注。钟锡知读后立即感到被“触动灵魂”，使他“蓦然醒悟”，但作为编辑，他所感到的更多是政治上的醒悟：“小说《伤痕》分明地触动了路线是非、理论是非和思想是非上的这些‘禁区’。它好像一下闪电，照亮了沉沉夜雾包围下某些事物的本来面目。”[34]对于卢新华自己和钟锡知来说，《伤痕》都具有一种情感启蒙的力量，这种情感启蒙的力量指的是小说叙事呼应、照亮和整理了读者心中的情感，明确了情感的性质和起源（“文革”），命名了这种情感（“伤痕”），并为他们的情感发抒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出口。正是这种强烈的具有启蒙色彩的情感性，构成了小说的核心特征。也正是这种情感性，真正促发了读者的情感共鸣，激发了他们的自觉性，从而引发了爆炸式的传播。

  但是《伤痕》在《文汇报》编辑部并没有如愿获得很多支持。与此同时，卢新华将小说投递给《人民文学》，甚至附上了同学们做证的小说引起校园轰动的说明，《人民文学》也没有采用。[35]此时差不多是1978年五六月间，离《班主任》的发表已经大半年了。何以《人民文学》如此重视并推出《班主任》，却没有慧眼相中《伤痕》呢？从后见之明来看，同为伤痕文学代表作，《人民文学》本应该一视同仁。显然，这里涉及《班主任》与《伤痕》的差异。有研究指出，《班主任》依然是“文革”时期常见的叙事模式，它依然“有一个光明的主调”，然而，卢新华的《伤痕》却“将光明主调转变为忧伤主调”。[36]《班主任》依然延续“文革”叙事模式——以代表正确路线的英雄为主体，团结人民群众与反面势力斗争，最终取得胜利——这种典型的叙事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情感表达模式，在其中消极的情感只是作为叙事过程的一个过渡，叙事的力量最终需要穿越它，使其升华为积极的情感。然而，《伤痕》以伤痕情感的更加无约束的宣泄为特征，从而冲破了此前的叙事模式所构筑的情感堤坝，就非常有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情感-政治后果。《人民文学》对此显然并没有准备。

  由此不难发现，彼时无论是《人民文学》还是《文汇报》，对于如何表述“文革”，如何理解、分析和命名“文革”所产生的诸般历史和情感后果，仍然处在试探、摸索和犹疑之中，这与1981年出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彻底否定之前的意识形态氛围相呼应。也就是说，后来我们所熟知的所谓“伤痕”，在彼时是不是能够、能够或应该被命名为“伤痕”，也同样是一个问题。“伤痕文学”之前，是没有“伤痕”情感及其话语的。“伤痕”情感及其话语是文学-政治过程的产物。

  但钟锡知没放弃，在帮助卢新华对小说做出一些增加政治保险的修辞调整之后，他找到机会把小说递给了上海市文联和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负责人，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支持。于是，钟锡知就把小说重新递给了《文汇报》总编辑马达。马达考虑到发表小说符合中央统一部署的揭批“”运动的方向，遂决定签发。即使如此，小说发表前，马达还是将小说的大样送呈上海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批示，并附信说明《伤痕》“对彻底否定‘文革’很重要”，且是“文艺界的一个新动态”。[37]按照卢新华的说法，洪泽之所以给予支持，除政治考虑外，还与其女“一口气读完，结果大哭”并强烈肯定小说有关。[38]很快，《伤痕》在1978年8月11日的《文汇报》上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

  纵观整个《伤痕》的发表过程，哭泣与眼泪伴随始终，在小说写作和发表的几个关键环节，经手之人无不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正是小说所具有的强烈的情感性及其所包含的启蒙功能和政治能量，使小说赢得了群众和干部的支持，从而使小说被上海的宣传部门所接纳，最终获得发表。

  但同样重要的是，从“伤痕”的形成过程能够正常的看到，“伤痕”之成为“伤痕”，是一系列文本技术和政治操作的结果。《班主任》和《伤痕》的“伤痕”首先是刘心武和卢新华主动而自发地创作和激发的产物，小说叙事首先成功地捕获、描述和命名了同时代人经历“文革”后的情感状态。当这种捕获、描述和命名经由党的意识形态部门验收从而获得普遍性和合法性，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就获得了一个契机，其对政治目标的追求（批判“”、开启“新时期”）便获得了一个感性的实践方案；党的意识形态部门能够经由这些文本，去激发、测度、动员乃至引导群众的情感状态，使群众情感性地动员起来，认同、支持和参与党所设定的政治目标。至于这些文本能够产生多大的效用，则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实践的检验。但无论如何，“伤痕”的成形，一种原因是群众主动的创造和推动的结果（《班主任》《伤痕》的文本创作与群众性认同），另一方面，它也是党的意识形态部门与作家互动的结果（《班主任》《伤痕》的修改和发表过程）。

  通过情感性及其群众性共鸣来进行群众动员，这是一种情感政治。而这种情感政治的实践，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一脉相承。事实上，情感政治一直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之一，正是靠着着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的激发、调动、再造和转化，情感才成为了人民群众革命行动的动力之一。[39]左翼文学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文艺更是直接地介入这一情感政治的建制。这一建制捕捉集体性的情感并政治性地提炼它，通过文本特别是通过调动感官和群众直接在场的文艺活动（例如戏剧演出），以戏剧化的形式再传播给人民群众，从而激发出更深刻的情感反应，促生政治倾向乃至政治行动。就此而言，“伤痕文学”的发生仍然因袭于此，伤痕文学与改革政治的关系也同样需要从情感政治的角度来理解。

  也正由于此，伤痕文学不有几率会成为“解冻文学”。因为伤痕文学的情感政治，是党群互动条件下的情感政治。“伤痕”情感之所以爆发出强大的政治能量，既与作家个体的自觉创作有关，但也同样与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自觉介入和提炼有关。正是因为存在一种党群互动的政治关系，“伤痕”情感才能被纳入到政治之中，成为推动改革政治的有机因素而不是疏离性的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简要表述如下。首先，作家的个体性创作及其情感策略所具有的政治潜能，从一开始就被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所定位和包容，成为激活或更新政党对政治的理解的能动因素；进一步，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反过来主动地介入到文本的修改和发表过程中，使它能够在契合政治议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激发出集体性的情感反应。[40]这样的一个过程包含着对作家个体的情感策略和集体性情感共鸣的积极接纳，但这种积极接纳同时包含着再加工（因而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挪用和压抑）。于是，那些可以有明显效果地地纳入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情感政治方案的文本（例如《班主任》和《伤痕》）便被经典化并进入大众传播，而那些最终证明溢出这一情感政治方案的文本（例如白桦的《苦恋》和刘克的《飞天》）则被批判和分离。通过这种分类的政治，党的意识形态部门保证了伤痕文学的“哀而不伤”，并将其有效地纳入到新的政治议程之中，既使集体性的伤痕情感冲击旧的政党政治，拓展政党政治的边界和方向，又不使伤痕情感成为一个新的政治危机的引爆点。最终，伤痕文学的情感动能伴随着新的政治议程的推进而功成身退，当“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主调，“向后看”的伤痕文学最终会自然地淡去。

  然而，“解冻文学”却面临不同的命运。赫鲁晓夫的鲁莽失策，苏共文学部门自身的分裂（以苏联作家协会机关刊物《新世界》和俄罗斯作家协会机关刊物《十月》之间的对立为典型），以及最重要的是苏联不再存在党群互动的良性政治关系，这一切使得“解冻文学”所释放的“解冻感”[41]不断地发酵，最终在1960年代初期酝酿成尖锐的批判性和颠覆性的力量，导致“解冻文学”的戛然而止。如果说伤痕文学的情感政治是包容性的，那么“解冻文学”的情感政治则是疏离性的。伤痕文学成为改革政治兴起和自我确立的有机因素，而“解冻文学”却成为苏联自我反对的危机因素，这种不同命运，既根源于情感政治的不同实践方式，更根源于不同的政治构造。伤痕文学与“解冻文学”的差异隐约地构成了理解中国改革和苏联解体的不同命运的一个线索。

  发表《班主任》和《伤痕》，是作者、权威刊物和党的意识形态部门一起发明了“伤痕”。但伤痕文学之能成为一股潮流并参与塑造改革初期人们的情感结构，最终成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当然还需要更多实践。正如已经多有研究的，读者来信，《人民文学》、《文汇报》和《文艺报》等权威刊物的持续介入，评论家的发声，文学权力中心的领导，这四个方面交织在两个文本传播、批判和获奖的每一个环节。但从党群互动的角度来说，读者来信首先值得考虑。

  他们发出去的时候，并没意识到这会有很大的影响，结果一出去之后，反响之强烈使他们吃一惊，我也吃了一惊……起步发行的第二天就马上有读者来信——他是寄到《人民文学》然后转给我的。然后沿着铁路线下去，来信非常准确，《人民文学》到了无锡，无锡就有人来信，到了常州、苏州、上海……就有来信。……现在就我过目和我自己手里还有的算，大概有五千封左右。[42]

  《班主任》出世即取得了空前绝后的巨大反响。我说“空前”，是因为在我四十多年编辑生涯之中，经手所发小说引起如此轰动效应者，前所未有。刊物一经发行，不断收到来信，读者对这篇小说表示热烈欢迎和由衷赞赏。……我说“绝后”，是因为我估计此后恐怕不会再有这样的情景了。[43]

  发表的第二天，我们班的信箱里就塞满了各界寄给我的读者来信。据不完全统计，《伤痕》发表后，报社和我共收到近三千封读者来信。这些信中的绝大多数是由于小说和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故写信对作品和作者表示支持的。[44]

  群众反应之热烈，被称为“空前绝后”。正是这种“空前”热烈的群众呼应，成为伤痕文学兴起并确立合法性的最重要条件。推而言之，由于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潮流，因此能说，正是群众的热烈呼应，助推了新时期文学的迅速兴起。很难来想象，在改革初期，假如没有这种广大的群众响应，新的文学图景的开辟是否可能。因此，必须在最根本的意义上看待伤痕文学所根植的群众性。这种群众性既是伤痕文学兴起并确立合法性的基础条件，也是新时期文学兴起并确立合法性的基础条件。

  小说发表后，《人民文学》《文汇报》都组织了一批读者来信，对两篇小说表达赞同和支持。《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刊登了5篇热烈响应《班主任》的读者来信，特别加上编者按，其中谈到，《班主任》发表后，“陆续收到读者的来稿、来信，赞扬这篇作品写得好，提出并回答了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反映了当前教育战线抓纲治国的新思想、新面貌，塑造了人民教师张俊石的形象，把长期被‘’歪曲了的知识分子形象重新纠正了过来。这里选发几篇，供读者参考”[45]。1978年8月22日《文汇报》在“文学评论”专刊上一次刊出10篇读者评论，并特别标明评论者的工农兵身份，以示工农兵群众对《伤痕》的赞同；8月29日再次用了半个版面推出两篇关于《伤痕》的读者评论，9月19日第三次用一个专版推出几篇评论，并特别加上编者按：“小说《伤痕》发表后，本报编辑部和作者收到了来信来稿一千余件，绝大多数同志肯定了这篇小说，也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现选择几篇发表，希望能引起进一步讨论。”[46]

  可以看到，伤痕文学迅速兴起、扩散并获得持续加强的合法性，与作者、刊物和党的文学部门熟练地利用读者来信有密切关系。大量而密集的读者来信，确证了《班主任》和《伤痕》根植于群众的需要，赋予这两部作品充足的代表性和合法性，从而为伤痕文学被纳入文学生产的主流并获得示范性效应提供了关键支撑。因此，理解《班主任》《伤痕》的出世和伤痕文学的兴起，必须对读者来信制度展开分析。

  读者来信制度的普遍建立始于新中国初期。如研究者所梳理的，1950年代初，读者来信被《人民日报》视为“人民报纸”“与人民群众存在广泛的亲密的联系”的必要表现，也将之视为“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47]基于此，全国各地刊物都相继设置读者来信栏目，虽历经波折但大体上得到了保留和加强。[48]此外，读者来信制度的进一步推进，还发展出了更为实质性的文艺通讯员制度。刊物往往通过读者来信发现热心积极的读者，把他们发展为刊物的文艺通讯员，建构起刊物与读者之间更为制度化的密切联系。[49]正是通过这种读者来信制度和文艺通讯员制度，读者群众直接地介入到文学生产和文学运动之中，成为文学场域的实质性力量，这种传统延续到改革初期。

  现有研究的着重点大都意在指出读者来信制度的缺陷。这种缺陷的要害被表述为读者的“虚构性”：从新中国初期到改革初期，读者的身份和权威经常“被盗用”甚至蜕变为“被建构的权威”，读者来信也成为丧失了真实内容并可被随意挪用和填充的“有意味的形式”。[50]诚然，此类研究都有扎实的史料支撑，然而，由于现有研究大都聚焦于读者来信制度的缺陷，那些突出读者群众的生产性作用的史料反而甚少被处理。例如，梁斌曾提及，“《红旗谱》自从出版之后，受到工农兵群众热烈欢迎。在那几年里，差不多每天接到读者来信，其中有的读者提出一些意见。我根据读者意见做了两次修改，到一九六六年，共有三个版本，三个版本各有不同”[51]。在1950年代，《人民文学》也根据读者来信的建议及时增加了与少儿相关的诗歌、小说和工人题材的作品。[52]更重要的是，现有研究过于偏重读者来信制度的缺陷与危机，无形中模糊乃至解构了读者来信制度内在的政治性。或许第一步是要历史地理解读者来信制度的政治性，才能沿此生发出有效的内在批判。

  可以看到，读者来信制度包含着三种力量的互动：读者、期刊及其编辑、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读者向期刊投递信件，期刊编辑主动或被动地根据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的规范、指令和要求，对读者来信进行筛选并刊登。然而，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即表明，“读者来信”的权威是读者、文学体制和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共同塑造的产物，是一个政治过程的产物。更进一步说，读者来信制度是整个文学体制的一种典型制度，读者群众、文学体制、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三者处在一种总体性结构之中，在其中，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能够经由这种结构直接与读者群众发生关联，从而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地引导和动员群众。而读者群众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地培育出特定的文学习性——将文学直接读解为政治和现实，文学是在表现“我们的”生活而不只是“他们”知识分子自身，这种文学习性使读者群众深深地感到他们与作者、刊物之间的连带关系，并由此感到他们与党的文学部门的连带关系。[53]总之，在文学体制中，群众与政党也是时刻处在紧密的关系之中，读者来信制度始终是群众参与的文学制度之一，是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实践，对这一制度的批判性分析不应否认它所蕴含的群众性。

  更重要的是，在分析读者来信时，必须区分两种“读者来信”。一种是经由文学期刊、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所编辑和审查过的公开发表的读者来信，一种是群众自发的来信。前者所建构的读者形象可以称之为“作为制度的‘读者’”，后者则可以称之为“作为群众的‘读者’”。作为制度的“读者”是读者群众、文学体制与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共同建构的形象，是一个政治过程的产物，作为群众的“读者”则往往是读者群众自发展现的形象。

  这两种读者常常有所重叠，但作为制度的“读者”具有特别的政治内涵。首先，作为制度的“读者”仍然以读者群众的名义出现，因此，作为制度的“读者”代表了作为群众的“读者”，汲取了作为群众的“读者”的权威，并将后者作为合法性的根据；其次，由于文学体制和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的介入，作为制度的“读者”又是政治的产物，因而它又传递乃至代表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意志。简言之，作为制度的“读者”具有双重代表性。读者来信制度作为一种党群互动的微观政治机制，生产出了作为制度的“读者”及其代表性。

  中国当代文学体制的读者来信制度的要害，并不在于它受到了政治的介入而造成缺陷，而在于作为制度的“读者”与作为群众的“读者”的代表性关系。由于期刊不可能刊登所有读者来信，也不是所有读者来信都合乎刊登标准，因而势必有所选择、编辑和修改，这一过程在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中的特殊性在于它同时是一个直接的政治过程：这不仅是指期刊编辑根据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的指令、规范和要求做选择、编辑和修改，而且是指这是一个塑造代表性的政治过程，一个塑造出代表大多数读者群众的取向和内在诉求的政治过程，其结果便是公开呈现在刊物中的作为制度的“读者”。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允许群众参与的读者来信制度，应当使作为制度的“读者”能够最大限度地与作为群众的“读者”同一，或者说，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作为群众的“读者”。否则，便会出现代表性危机。读者来信制度的诸多缺陷源于这种代表性危机，其根源则是党群互动的危机，正是这一危机使得凝结了政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志的（作为制度的）“读者”不再能够充分地代表作为群众的“读者”。

  在改革初期，这种代表性危机得以修复，这是“伤痕文学”兴起的关键条件。《人民文学》《文汇报》和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合力所生产出的作为制度的“读者”，基本上可以实质性地代表作为群众的“读者”，基本上可以代表那投给刘心武和卢新华的读者来信中的大多数。刘心武就曾大致估计了读者来信的态度：

  拿《班主任》来说，一开始都是正面意见，而且很激动，各阶层的人都有……《人民文学》在收到第三百封信时统计了一下，反对意见是三百比三：三百封赞扬，三封反对。现在比例就不好算了，包括我后来写的几篇作品，在我看到过的四五千封信里面，一般提建设性意见的不算，全盘否定的大概有十几封，是基本上比较激烈的、明显的反对。[54]

  诸多回忆都表明这两个文本确实博得了广大读者群众的热烈响应。而在文学体制和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内部，尽管关于伤痕文学是“暴露文学”的争议不断，但最终在、周扬、张光年、陈荒煤等党和文艺界领导人的支持下，伤痕文学获得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的认可，《人民文学》也在1978年9月编印两册《作品选读》，将《班主任》《伤痕》都作为代表性文本选入。[55]可见，期刊与党的文艺领导都充分尊重读者来信的整体态度，从而再次建构出了两种“读者”之间的代表性关系。

  改革初期的确能够说是作为制度的“读者”的代表性危机得以修复的时期。1978年9月，直接受领导的《理论动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发表《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呼吁文艺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我们讲文艺的繁荣和发展，离开最广泛、最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离开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能够谈得上吗？”[56]更为实质性的是，1978年年底，首创性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也决定“采取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由本刊编委会邀请作家、评论家组成评选委员会在群众性推荐的基础上，进行评选工作”。[57]直到1983年，这一评选活动都采用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的确充分尊重投票意见，这使得群众推荐意见表一度有“选票”的效用。[58]可以说，在改革初期，作为群众的“读者”重新发挥能动的作用并与作为制度的“读者”建构了良性的代表性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班主任》《伤痕》才迅速获得合法性并得以经典化。

  在改革初期，周扬、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等人重新成为文艺界的最高领导集体，他们所重建的文学体制致力于修复或重新建立与作家（作者）、读者群众的联系，给予读者群众、作家（作者）更多的民主参与的权利，文学期刊则充分注重作为制度的“读者”的代表性。换言之，整个文学体制的群众性重新获得接纳和表达。正是文学体制中的党群互动关系的修复推动了伤痕文学的兴起。而这也是新时期文学兴起的基本条件。

  在“文革”结束之际，改革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必须创造新的党群互动的框架，重新将群众纳入到与政党的互动关系之中，才可能重新将群众政治的能量转化为政党政治的能量，简言之，才能重建社会主义政治的群众性。改革初期的新政治，既在于重新激活旧有的因素（如独特的“文学习性”），使得政党与群众重新密切互动，更在于创造新的互动方式，使得曾经不被接纳的能量（如“伤痕”情感）和群体（如知识分子），也得以作为群众政治的有机部分被纳入。知识分子群体、“文艺黑线”如何重新被纳入新的政治之中，人民群众的“伤痕”如何被转化为新的政治能量，这正是“新时期”新政治的任务。伤痕文学的生成，既是这种新政治生成的动力因素，也是这种新政治的产物。

  19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降，文学生产的市场化转型改变了文学体制的运作逻辑，改变了文学领域与政治的关系，也改变了文学生产者个体与政治-文学的统合结构互动的方式，自此，敏于政治风向的文学习性逐渐消失，敏于市场波动的文学习性逐渐生成。我们或许已经需要站在新的政治地基上来理解当代文学的现实与未来。

  [1]典型的论述如马克·赛尔登所总结的“延安道路”：“在战争、革命、政治和经济各方面都将群众参与作为一个根本原则。”见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204页。斯考切波则将基于党群互动所创造的国家称为“大众动员型政家”，而革命政治的群众动员方式被称为“大众参与式动员”，参见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341页。汪晖则称之为“超级政党”：“我将这个人民战争中形成的政党称为具有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所谓超政党要素，是指与大众运动、建国运动、军事斗争和生产斗争相互结合，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也使得它不只是一个先锋党，而且也是一个大众运动。”见汪晖《十月的预言与危机——为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而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蔡翔亦以“动员结构”来描述这种党群互动并注重分析其中的参与性与支配性，参见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4～126页。

  [2]石岸书：《作为“新群众运动”的“新时期文学”——重探“新时期文学”的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2期。

  [3]刘心武、杨庆祥：《我不希望我被放到单一的视角里面去观察——刘心武访谈录》，《上海文化》2009年第2期。

  [4]刘心武：《我是刘心武：60年生活历程之回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

  [5]：《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线]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第2版。

  [7]崔道怡、白亮：《我和〈班主任〉——崔道怡访谈录》，《长城》2011年第7期。

  [9]这三次讲话分别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三次讲话后来均收入《文选》第二卷。

  [10]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页。

  [11][12]崔道怡、白亮：《我和〈班主任〉——崔道怡访谈录》，《长城》2011年第7期。

  [13]周明：《春天的序曲：〈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前后》，《百年潮》2008年第10期。

  [14]从王蒙的回忆能够正常的看到《班主任》的冒险性：“一九七七年冬，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它对于‘文革’造成的心灵创伤的描写使我激动也使我迷惘，我的心脏加快了跳动的节奏，我的眼眶湿润了：难道小说当真又能这样写了？难道这样写小说已经不会触动文网，不会招致杀身之祸？难道知识分子因了社会的对于知识的无视也可以哭哭自己的块垒？天啊，你已经能够哭一鼻子？”《王蒙文集第42卷：大块文章（自传第2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15]卢新华：《谈谈我的习作〈伤痕〉》，《文汇报》1978年10月14日。

  [16]卢新华：《关于〈伤痕〉创作的一些情况——答读者问》，《语文学习》1978年第7期。

  [17]“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第2版。

  [18]“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第1版。

  [19]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180页。

  [20]程光炜：《“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21]丁玲：《漫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23]《刘心武谈中国的新写实文学》（《七十年代》1979年第4期），朱家信等编：《刘心武研究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24]正是由于共享了这样一种典型的文学习性，才会有研究者认为伤痕文学与“文革”小说、建国初期的小说都有类似性。例如张法说：“从结构上看，这（指《班主任》）仍是一篇‘文革’模式的小说。”参见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江汉论坛》1998年第9期；路文彬说：“‘伤痕’小说之于历史叙事的‘情节模式’，同建国初期小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传奇式历史‘光明叙述’并无不同；在手法上多是现实主义的，而气质上却多为浪漫主义的。”参见路文彬《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历史叙事》，《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程光炜说：“‘伤痕文学’是直接从‘十七年文学’中派生出来的。它的核心概念、思维方法甚至表现形式，与前者都有这样那样的内在联系。”参见程光炜《“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2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2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页。

  [28]谭德伶等：《解冻文学和回归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7页。

  [29][30]崔道怡：《报春花开第一枝》，《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99年第4期。

  [31]刘心武：《穿越八十年代》，《斜坡文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32]卢新华：《〈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天涯》2008年第3期。

  [33][35]卢新华：《〈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天涯》2008年第3期。

  [34]钟锡知：《小说〈伤痕〉发表前后》，《新闻记者》1991年第8期。

  [36]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江汉论坛》1998年第9期。

  [37]马达：《马达自述——办报生涯60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38]卢新华：《〈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天涯》2008年第3期。

  [39]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

  [40]由于不满于伤痕文学一开始就是党群互动的政治构造下的产物，有研究者反过来认为伤痕文学的批判不彻底，参见周绍华《伤痕文学：戴着镣铐跳舞》，《齐鲁学刊》1988年第6期；朱寿桐《深切痛创的虚假愈合：“伤痕文学”重评》，《时代文学》1996年第6期。

  [41]“解冻感”是爱伦堡的用语：“我坐下来写《解冻》——我想表现巨大的历史事件对一个小城市里的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影响，想表达我的解冻感、我的希望。”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下），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613页。

  [42]《刘心武谈中国的新写实文学》，朱家信等编：《刘心武研究专集》，第32页。

  [43]崔道怡：《报春花开第一枝》，《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99年第4期。

  [44]卢新华：《直面“伤痕”的心灵直白》，《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年第3期。

  [47]社论：《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日报》1950年4月23日第1版；：《一定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

  [48]参见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117页；斯炎伟《“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

  [49]王秀涛：《文艺与群众：“十七年”文艺通讯员运动研究——以〈文艺报〉和〈长江文艺〉为中心》，《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

  [50]参见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第103～117页；斯炎伟《“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马炜《被建构的“权威”：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的“读者来信”考察》，《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2期。

  [51]梁斌：《〈红旗谱〉四版后记》，刘云涛等编：《梁斌研究专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52]樊保玲：《“强大”的读者和“犹疑”的编者——以1949—1966〈人民文学〉“读者来信”和“编者的话”为中心》，《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2期。

  [53]这种文学习性的否定性内涵通常被理解为：“这一段时期的文学环境，也塑造了‘读者’的感受方式和反应方式，同时，培养了一些善于捕捉风向、呼应权威批评的‘读者’。他们在文学界每一次的重大事件、争论中，总能适时地写信、写文章，来支持主流意见，而构成文学界规范力量的组成部分。”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5页。

  [54]《刘心武谈中国的新写实文学》，朱家信等编：《刘心武研究专集》，第32～33、35页。

  [55]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上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108、289～291、111页。

  [56]沈宝祥编著：《〈理论动态〉精华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57]《举办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

  [58]《人民文学》记者：《报春花开时节：记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41页。